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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裱画店的后院。院子里有棵老槐树，树下石桌上摆着茶具。程振邦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身长衫，戴着圆框眼镜，像个教书先生。

“怎么样？”程振邦没起身，给他倒了杯茶。

沈砚之在他对面坐下，摘下军帽，揉着太阳穴：“裁军令下来了，三个月内，裁撤三成。”

“三成？”程振邦的手顿了顿，茶水溅出来几滴，“十万将士？”

“不止。”沈砚之苦笑道，“这只是第一批。段祺瑞的口气，裁完这三成，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直到把南方的军队拆得七零八落，再也成不了气候。”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像一只巨大的钟摆，丈量着时间。

“你打算怎么办？”程振邦问。

“段祺瑞让我督办。”沈砚之说，“借我这把刀，杀南方的人。”

程振邦看着他：“你要当这把刀？”

“不当，就是抗命。当了，就是背叛。”沈砚之端起茶杯，一饮而尽。茶已经凉了，苦得发涩，“振邦，你说这世道，怎么就容不下一点真心？”

程振邦没有回答。他抬头看天，天空是那种北京春天特有的灰蓝色，很高，很冷，像一块巨大的冰。

“南京那边有消息吗？”沈砚之问。

“孙先生去了日本。”程振邦压低声音，“二次革命失败后，党内分歧很大。有的人心灰意冷，有的人想另起炉灶。孙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他现在……说话不如以前管用了。”

沈砚之闭上眼睛。他想起去年在南京，孙中山站在临时大总统府前，对民众讲话。那天阳光很好，孙中山的声音很洪亮，他说：“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

可是现在呢？站着的人要被砍倒，跪着的人却步步高升。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沈砚之睁开眼睛，目光灼灼，“裁军令必须拖，能拖一天是一天。各省的弟兄们，能保多少是多少。”

“怎么拖？”程振邦问，“段祺瑞给了三个月限期，督办大员很快就会派下去。那些人都是北洋嫡系，巴不得借这个机会排除异己。”

沈砚之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敲击，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一下，两下，三下……突然，他停了下来。

“督办大员是人，是人就有弱点。”他说，“爱财的，给钱；好色的，送女人；想升官的，许他前程。总之，让他们在各省多走走，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三个月不够，就六个月；六个月不够，就一年。”

“可钱从哪里来？”程振邦皱眉，“咱们那点家底，不够喂饱这些饿狼。”

沈砚之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豁出去的决绝：“我有办法。”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石桌上。程振邦拿起来看，上面印着：华北实业银行，董事长，卢世昌。

“卢世昌？”程振邦想起来了，“那个山西票号出身，现在做银行的？听说他跟北洋走得近，袁世凯复辟，他出了不少钱。”

“对，就是他。”沈砚之说，“但他不只是袁世凯的钱袋子。他还是个商人，商人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利。南方各省，矿产、铁路、工厂，有的是值钱的产业。北洋想吞，卢世昌也想分一杯羹。我们可以借他的力，拖住裁军的脚步。”

“与虎谋皮？”程振邦不赞同。

“是驱虎吞狼。”沈砚之纠正道，“北洋是狼，卢世昌是虎。我们要做的，是让虎和狼互相撕咬，咱们渔翁得利。”

他说得轻巧，但程振邦知道，这其中的凶险，不亚于战场上刀兵相见。北洋那些人，哪个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卢世昌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也不是善类。周旋在他们之间，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太危险了。”程振邦说。

“不危险的事，轮不到我们做。”沈砚之站起身，戴上军帽，“振邦，你帮我联络南京的旧部，让他们做好准备。裁军令一下，各省肯定乱。乱中，才能求生。”

“那你呢？”

“我去会会这位卢董事长。”沈砚之整了整衣领，“明天晚上，六国饭店，他做东请客。我这个陆军部次长，也该去露露面了。”

他转身要走，程振邦叫住他：“砚之。”

沈砚之回头。

“保重。”程振邦说，千言万语，都在这两个字里。

沈砚之点点头，推开那扇黑漆小门，走了出去。胡同里依然安静，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走到胡同口，他停下脚步，从怀里掏出那份裁军令。白纸黑字，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他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把文件折起来，放进贴身的口袋。

那里，还放着另一份文件。是去年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发给他的革命军功勋章证书。证书已经有些旧了，边角起了毛，但他一直带在身边。

两样东西，一旧一新，一冷一热，贴在心口，像冰与火在交战。

沈砚之抬起头，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卖糖葫芦的小贩，拉黄包车的车夫，穿着旗袍的摩登女郎，长衫马褂的遗老遗少……这是北京，是袁世凯的北京，是段祺瑞的北京，是卢世昌的北京。

但总有一天，这会是他和千千万万人的北京。

他深吸一口气，迈步走进人群。军装笔挺，步伐坚定，像一个真正的北洋将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身军装下面，那颗心在为谁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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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1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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