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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同学直接来店里。”我说，“粉色的有，给她们算成本价。”

炜婷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饺子，放在桌子中央。她今年五十，头发白了一半，但精神比前两年好了。她不再糊纸盒了——那个活一天挣不了几毛钱，还熬眼睛。现在她帮我们做后勤，腌菜、做饭、收拾库房，每个月我从账上给她开一百五十块工资。

“吃饭吧。”母亲说。

出租屋是两室一厅，月租八十块。客厅不大，摆一张饭桌和四把椅子就占了一半。墙上贴着一张1992年的挂历，是银行送的，上面印着一幅山水画。另一面墙上挂着父亲得的奖状——“江钢机械厂1983年度先进工作者”，红纸金字，边角褪色了。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坐下。窗外有人在放炮仗，噼里啪啦的，远处有孩子在喊：“过年啦！”

父亲端起酒杯，里面倒的是散装白酒，两块钱一斤。他左手端杯，右手还在腿边抖。他没看我，看着窗外。

“省城……”他说，“比江城大。”

“嗯。”我夹了一块回锅肉放进嘴里，辣椒炒得焦香。

父亲把酒杯放下，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亮，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白有些发黄，但瞳仁还是黑的，像两颗没打磨的石头。

“灯还亮着。”他说。

我的手停在半空。

这句话。父亲在江城的家里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候我走投无路，父亲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说：“灯还亮着。”

现在，在省城的出租屋里，他又说了一遍。

我看着他。他不再说了，低下头，用左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咀嚼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母亲看看我，又看看父亲，没说话。炜婷低头扒饭，假装没听见。

但我知道父亲的意思。

江城的路走完了，省城的路刚开始。灯还亮着，说明前方还有路，还有人，还有事等着我去做。

吃完饭，炜婷帮母亲收拾碗筷。父亲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

我披上棉袄，推开阳台的门。

阳台上堆着几箱没拆封的货，蜂窝煤靠墙码着，绳子上晾着母亲的围裙。我站在栏杆前面，看着远处的灯火。

省城比江城大十倍，灯火也多了十倍。远处国贸大厦的霓虹灯还在亮，红绿交替，把夜空染成暧昧的颜色。更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路灯排成一条直线，像是有人在天上画了一道。

我从贴身口袋里掏出父亲的笔记本。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更破了。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是父亲1991年最后一条记录——“12月31日，搬家省城，房租八十。”

我在下面另起一行，用圆珠笔写下：

“1991年。7家店。8.4万。1992年目标：30家店，50万。”

写完之后，我把笔盖上，纸页上的墨迹还没干透，泛着光。30家店，50万。在省城，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郑东海会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意味着阿黄的仓库要扩大三倍，意味着我要招至少二十个伙计，培养三个片区经理。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贴身口袋。冷风吹在脸上，带着煤烟和雪的味道，但我脑子清醒。

身后传来脚步声，阳台门被推开。是炜婷。

“哥，外面冷。”

“我知道。”

她走到我身边，两只手搭在栏杆上。她十六岁，个子已经到我这儿了。远处有烟花升起来，炸开，把她的脸照成红色。

“哥，”她说，“1992年，你会更忙吧？”

“嗯。”

“那我以后帮你管账。”她说，“我数学好。”

我没说话，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她躲了一下，但没躲开。

烟花又升起来了，这次在近处，声音很响，像是一记闷雷。五颜六色的光在夜空里绽开，又慢慢消散，变成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

郑东海在省城的某个地方，也许也在看这同一片烟花。他在谋划什么？收编不成，合作不成，接下来是什么？价格战？封杀供货？还是更狠的手段？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灯还亮着。

风从北边吹过来，冷，但清醒。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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