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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四面八方涌来的——从农村进城，从县城进城，从更远的山区进城。他们在建筑工地打工，在餐馆洗碗，在工厂做临时工，在菜市场摆摊。一天挣十块八块，住在一个月十几块的出租屋里，吃着自己做的馒头和咸菜。

我走进一家供销社。门脸很旧，木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正在织毛衣。柜台里的货摆得七零八落，搪瓷脸盆上落了灰，花布头巾的颜色褪得差不多了。

“同志，买啥？”女人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织毛衣。

“随便看看。”

货架上的东西不多：肥皂、火柴、盐、酱油、几卷卫生纸。品种单一，质量差，关键是——价格比城里便宜不了多少。

我问：“这塑料凉鞋多少钱？”

“八块。”

“搪瓷脸盆呢？”

“四块。”

跟百货大楼差不多。但这地方的人，收入可比市中心的人低了一半都不止。

从供销社出来，我们三个人坐在路边的一个水泥台上休息。

赵强点了根烟：“哥，这地方的人……买得起咱的东西吗？”

我掰着手指头给他算：“塑料凉鞋，我从阿黄那里拿货，成本三块五。供销社卖八块，我卖四块五，毛利一块。搪瓷脸盆，成本一块八，我卖两块八，毛利一块。铝饭盒，成本两块，我卖三块二，毛利一块二。”

“问题是，”赵强吐了个烟圈，“这些人买得起电子表吗？”

“买不起一百块的。”我说，“买得起二十块的。”

赵强愣了一下，然后慢慢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他明白了。

这些人不是不需要东西，而是没有人卖他们需要的东西。大商场太贵，供销社太旧，个体户太散。他们需要一个专门为他们开的店——便宜、实用、不花哨。

“省城有多少人……像这样的？”小马指着路边一个扛水泥袋的男人问。

“十万？二十万？”我说，“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这是1991年，中国城市化刚起步的几年。农村人往城里涌，小城市的人往大城市涌。他们有个名字，叫”流动人口”，或者”盲流”。但他们不是盲目的——他们是来干活、来赚钱、来谋一条出路的。

而他们需要买东西。吃饭的东西、睡觉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

天色暗了，我们在城郊的一个小饭馆吃了晚饭。三碗肉丝面，加两个炒菜，一共花了六块钱。

吃完面，我在街边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绿色的铁亭子，门上印着”中国电信”四个字，玻璃上贴着各种小广告——通下水、开锁、治病。

我投了五毛钱硬币，拨了阿黄的传呼号。过了两分钟，电话响了。

“喂？”

“阿黄，我，炜杰。”

“哎哟，稀客啊！”阿黄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带着温州口音，“江城的生意不好做了？”

“问你个事。”我没跟他绕弯子，“你在省城有货吗？”

“省城？”阿黄顿了一下，“有啊，仓库就在城郊。”

“具体在哪？”

“南郊，靠近货运站。怎么了？”

“我明天去看。”我说。

阿黄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炜杰，你动作够快的。”

“不快就被人抢了。”我说，“对了，省城仓库的货，价格和江城一样？”

“一样。量大还能再谈。”

“那就好。”

挂断电话，我从电话亭里出来。赵强和小马站在路边等我，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哥，怎么样？”小马问。

“阿黄在省城有仓库。”我说，“南郊。”

赵强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你的意思是……”

“温州渠道，加上省城空白区。”我抬头看了看城郊的夜空，星星比城里多，“这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煤烟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有工地在打桩，咚咚咚的，像是心跳。

省城的地盘，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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