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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京城之后，紫禁城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隆裕太后每天以泪洗面，小皇帝溥仪才五岁，什么都不懂，在龙椅上坐不住，一会儿要尿尿，一会儿要吃东西。摄政王载沣是个书呆子，大事拿不定主意，小事又管得太细。

朝廷里的王公大臣们各怀鬼胎。有人主张派兵镇压，有人主张和谈，有人主张退位，有人主张跑路。吵来吵去，没有结果。

端郡王府里也是一片混乱。

王爷载琮每天坐在书房里唉声叹气。他的那些姨太太们，有的在收拾细软准备跑路，有的在商量怎么讨好革命党，有的干脆不管不顾，该吃吃该喝喝。只有静澜还是一样，每天在佛堂里念经，外面的风风雨雨，似乎跟她没有关系。

金绍祺慌了。

他慌了，不是因为大清要亡——他对大清没那么大的忠心。他慌的是，如果大清亡了，他那个衙门里的差事就没了。他好不容易爬上去的官，就这么没了。更重要的是，如果革命党真的进了北京，他这种“庆宽的人”，会不会被清算？

金绍祺找到金绍白，破天荒地低声下气了一回。

那天傍晚，金绍白正在竹苑里练字，金绍祺不请自来。他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尴尬，有不甘，有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惶恐。

“六弟。”他叫了一声。

金绍白抬起头，看着金绍祺。这是金绍祺第一次叫他“六弟”。以前都是“野种”或者“金绍白”。

“大哥，有事？”

金绍祺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搓了搓手，欲言又止。

“六弟，你在外面朋友多……你听说没有，革命党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金绍白放下笔，看着金绍祺。他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这个人，当年在醉月楼叫他“野种”。在祠堂里说“野种不配入族谱”。在宴席上当着满堂宾客的面骂他“野种”。现在，这个“野种”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大哥想问什么？”金绍白不紧不慢地说。

“我就是想问问……革命党进了北京，会不会……会不会拿我们这些旗人开刀？”

金绍白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金绍祺在担心什么。旗人，尤其是像端郡王府这样的铁帽子王，在革命党的宣传里就是“鞑虏”，是要被“驱逐”的对象。金绍祺怕死，怕得要命。

“大哥放心。”金绍白说，“革命党不是土匪。他们要的是推翻清朝，不是杀光旗人。只要不抵抗，没人会动你。”

金绍祺的脸色稍微好了一些。但他没有走，还是坐在那里，搓着手，好像在犹豫什么。

“还有事？”金绍白问。

金绍祺咬了咬牙，从袖子里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金绍白看了一眼——一万两。

“六弟，这是……一点心意。”金绍祺的声音很低，“你能不能帮我……在革命党那边说句话？就说我金绍祺……我也是支持革命的。我早就看不惯清朝了。我从心里是拥护共和的。”

金绍白看着那张银票，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不是冷笑，不是嘲笑，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笑——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却没有笑意，像冬天的太阳，看着暖，其实是冷的。

“大哥，你的心意我收下了。”金绍白把银票推回去，“但这钱，我不需要。你在革命党那边，也不需要我说话。因为——没有人会记得你。”

金绍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金绍白没有再说更多的话。他拿起笔，继续练字。

金绍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终于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很狼狈，步子很急，像一只夹着尾巴的狗。

金绍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他想起光绪二十五年，金绍祺在祠堂里骂他“野种”的时候，也是这个背影。只不过那时候，金绍祺的背挺得很直，步子很稳，像一只骄傲的公鸡。

鸡毛还没拔，就已经不是凤凰了。

宣统三年十月，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廷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

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廷的实权。他没有立刻与革命党开战，而是开始了两面谈判——一边跟清廷谈条件，一边跟革命党谈妥协。

金绍白一直在关注着局势的变化。他知道，袁世凯在下一盘大棋。这盘棋的棋眼，不是武昌，不是南京，而是北京。谁控制了北京，谁就控制了全中国。

十一月下旬，金绍白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电报。电报是黄兴发来的，只有八个字——“北方之事，拜托足下。”

金绍白看完电报，把它烧了。灰烬落在桌上，他用手拢了拢，让它们散得更均匀一些。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竹苑，穿过花园，走到静澜的佛堂门口。

他敲了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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