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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春。

金绍白二十二岁。

加入同盟会后的半年里，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重建振武社。表面上，振武社只是一个练武的民间团体。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同盟会在北方的秘密联络站。金绍白把社员分成三个层级——外围成员只知道练武强身，核心成员知道传播新思想，最高层的几个骨干知道真正的目标是革命。

第二件，策反新军。通过振武社的关系，金绍白结识了一批新军下级军官。这些人大多读过书，见过世面，对朝廷的腐败深恶痛绝。金绍白一个一个地谈，一个一个地拉，用了半年时间，在京城附近的新军中建立了十几个秘密联络点。

第三件，也是最隐秘的一件——他开始搜集二姨太张氏和大少爷金绍祺的罪证。

这笔账，他记了太久。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金绍白通过振武社的一个社员，打听到了一条消息：二姨太张氏的哥哥，天津盐商张德茂，私通洋人，倒卖军火。

这不是小事。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严禁民间私藏军火，更别说倒卖给洋人。如果坐实了，杀头的罪名。

金绍白派人去天津查，查了两个月，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张德茂通过日本商社，从德国进口了一批毛瑟步枪，转手卖给了东北的土匪。这批枪的流向，连天津海关都不知道。

金绍白没有声张。他把证据锁在书房的暗格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他在等什么？他在等金绍祺自己跳出来。

而金绍祺，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金绍祺在衙门里升了官，从理藩院笔帖式升为主事。庆宽在背后使了劲，张氏娘家的银子铺了路。金绍祺春风得意，在王府大摆宴席，请了半个京城的官员。

宴席上，金绍祺喝多了，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句：“有些人，以为办个报纸、唱几首曲子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们，这个世道，看的是根基。没有根基，你再蹦跶，也是个——野——种。”

最后两个字，他是一字一顿说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金绍白。

满堂宾客鸦雀无声。

金绍白坐在角落里，端着酒杯，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像没听见一样。

但他的手，在桌下攥成了拳头。

宴席散了之后，金绍白回到竹苑，把暗格里的证据拿出来看了一遍。然后他点了一盏灯，把那些纸张一张一张地凑近火焰，又一张一张地拿开。

他没有烧。

烧了，就太便宜他们了。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金绍白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

他在天桥搭台唱曲，唱的是一出新编的《风波亭》。这本是岳飞的故事，但金绍白改了大半的词，把岳飞的“莫须有”和当朝的一些冤案联系在了一起。词写得极隐晦，但京城的人都是听弦歌知雅意的主儿，一听就明白了——六爷这是在骂朝廷。

当天夜里，顺天府的捕快就来了。

金绍白正在竹苑里练字，门被一脚踹开，十几个捕快冲进来，为首的班头举着拘票：“金绍白，有人告你妖言惑众，跟我们走一趟。”

金绍白放下笔，看了他们一眼，慢悠悠地站起来。

“走吧。”

他没有反抗，没有争辩，甚至没有问是谁告的。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书桌上的字——那张宣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忍”字，墨迹还没干。

他跟着捕快走出了竹苑。

经过花园的时候，他看到静澜的佛堂里还亮着灯。窗纸上映出一个人影，跪在蒲团上，手里捻着佛珠。

他没有停下脚步。

静澜也没有出来。

金绍白被关在顺天府的大牢里，一关就是七天。

牢房不大，三步见方，地上铺着一层发霉的稻草。墙角有一个破马桶，臭气熏天。天花板上有一个小窗，白天透进来一点光，晚上什么都没有。

金绍白盘腿坐在稻草上，闭着眼睛，默背《正气歌》。

第一天，没有人来提审。

第二天，也没有。

第三天，狱卒送来一碗馊饭，一碗浑水。金绍白看了看，把水喝了，饭没动。

第四天晚上，牢门被打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官服，留着八字胡，目光阴沉。金绍白不认识他，但从那身官服上看，品级不低。

“金绍白？”来人问。

“是我。”

“本官顺天府尹赵秉钧。”

金绍白心里一动。赵秉钧，袁世凯的心腹，庆宽的同党。他来提审，说明这件事已经不简单了。

赵秉钧在牢房里唯一的凳子上坐下，从袖子里抽出一张纸，展开，念道：“金绍白，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屡次在《新声报》及公开场合发表悖逆文字，攻击朝廷，诋毁大臣，妖言惑众，煽乱人心。证据确凿，你认不认？”

金绍白看着他：“赵大人，您说的那些‘悖逆文字’，能不能让我看看是哪几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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