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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明之接到第七封匿名信的那天，镇江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雨。

说百年不遇，不是形容词。镇江气象局的数据可以作证——二十四小时降雨量四百七十毫米，破了光绪二十九年以来的纪录。老城区淹了大半，市政府连夜转移了三万多人。楼明之租住在西津渡附近一栋老房子的二楼，水漫到楼梯第三级就停了，差一级没淹进门。他坐在门槛上，看着水面上漂过的梧桐叶、塑料袋和一只不知谁家冲出来的塑料凉鞋，觉得那只凉鞋像一条翻了白的鱼。

邮差是蹚着水来的。水没到膝盖，他把信举过头顶，一步一步走得像个朝圣的人。楼明之接过信的时候，信封是干的。邮差的上衣湿到了胸口。

“怎么不等水退了再送。”

“这封是挂号信。挂号信不能等。”

邮差说完就走了。蹚着水，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像朝圣，走的时候像还愿。楼明之站在门槛上，看着他消失在巷口的雨幕里。人跟人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人跟水里的凉鞋还大。凉鞋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水里。人不知道。

信封是牛皮纸的，跟前面六封一样。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收件人地址——“镇江西津渡灯笼巷17号二楼，楼明之收”。字是打印的，宋体，五号。拆开来，里面照例是一份命案卷宗的复印件。

死者叫谭伯年，七十三岁，生前在镇江南门大街开一家古董店。案发时间是三天前的凌晨，死在自己店里。卷宗里的现场照片他看了三遍。第一遍看整体——死者仰面倒在柜台和博古架之间的过道上，左手伸向门口的方向，右手握拳放在胸口。第二遍看细节——脖颈处有一道细长的伤口，切口整齐，从左耳下三寸斜向右锁骨，深度刚好切断颈动脉，不多不少。第三遍他什么都没看，盯着照片里死者握拳的右手。那只手握得太紧了，紧得不自然。人死之前握紧拳头，是痉挛。但谭伯年的拳头不是痉挛式的握法，是刻意地、一根一根收拢的那种握。像是手心里攥着什么东西。

卷宗里没有提到手心有东西。

他把卷宗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雨还在下，打在瓦片上，声音密得让人心慌。这间出租屋他住了三个月，窗外的瓦片上有青苔，青苔被雨水泡发，颜色从灰绿变成墨绿。他每天看，看到今天才发现，那片青苔的形状像一只手掌。五根指头张开，按在瓦片上，像在用力抓住什么。

人看到什么东西，往往不是眼睛看到的，是心里先有了，眼睛才去确认。他今天心里有的是谭伯年那只握紧的右手。

手机响了。

谢依兰。

“你在哪儿。”

“住的地方。”

“谭伯年的案子，你收到卷宗了？”

“收到了。”

“你能出来吗？水退了。”

楼明之看了看窗外的雨。“水没退。”

“我这边退了。南门大街地势高。”

“你怎么知道谭伯年的案子。”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不是犹豫，是组织语言。谢依兰说话有一个习惯——从不迟疑，但会在开口前留一个很短的空白。那个空白不是犹豫，是把想说的话在心里排好队，一句一句来。

“谭伯年是我师叔的旧识。二十年前，他在青霜门所在的青云镇上开古董店。青霜门覆灭之后，他搬到镇江，关了原来的店，重新开了一家。改了名字，改了招牌，连经营品类都从杂项改成了瓷器。像是要跟过去彻底切断。”

“你怎么知道的。”

“我师叔的日记里记的。上个月我在整理他留在老宅的遗物，翻到一本1984年的账本。账本中间夹着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谭伯年，青云镇南街37号，收老玉。”

楼明之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伸进裤兜里。裤兜里有一枚铜钱，是恩师留给他的遗物之一。铜钱是道光年间的，正面“道光通宝”，背面满文。他不收藏古钱，也不懂。但这枚铜钱他摸了十几年，铜色从黄摸到紫，从紫摸到黑。人的手能把铜钱摸黑，也能把心去摸成硬的。

“我现在过去。南门大街几号。”

“176号。店名叫‘旧时轩’。”

“你到了？”

“到了。门口拉了警戒线，进不去。但我在对面的馄饨店里。”

楼明之挂掉电话，换上出门的衣服。外套是防水的，但袖子肘部磨薄了，雨大一点就会渗进来。他不在乎。人对一些小事不在乎，往往是因为心里装着更大的事。

南门大街176号是一栋两层的民国老楼。一楼是店铺，门面不大，木门板上了大半，只留一扇供人进出。门楣上挂着一块匾，“旧时轩”三个字，隶书，描金。金字褪了色，露出底下灰白的木胎，像是金字自己从匾上慢慢走掉了。

警戒线在门口拉了三道。最外面一道黄色的，上面印着“公安”两个字；中间一道蓝色的，什么都没印；最里面一道白色的，是现场勘查用的标记线。三道线，一道隔开看热闹的人，一道隔开不相干的人，一道隔开活人和死人。线是分界。人活在世上，到处都是线。看得见的线好跨，看不见的线跨不过去。

谢依兰坐在对面馄饨店里。她选的位置靠窗，隔着玻璃正好能看见“旧时轩”的门。面前摆着一碗馄饨，汤已经不冒热气了，馄饨皮泡得发胀，浮在汤面上像几朵开败的花。

楼明之在她对面坐下。

“吃了？”

“没胃口。”

“没胃口就别点。点了不吃，馄饨会伤心。”

谢依兰看了他一眼。楼明之的脸上没有开玩笑的表情。他不是在说俏皮话，他是真的觉得馄饨会伤心。这个人就是这样——对活人冷，对死物热。对案子热，对自己冷。她把馄饨碗推到一边。

“我在这坐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里，有三拨人从里面出来。第一拨是法医，提着箱子，上车就走了。第二拨是刑侦的，三个人，站在门口抽了根烟，说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也走了。第三拨是一个穿便装的中年人，没走。他站在门口，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三次。”

“你确定是看你。”

“确定。第三次他冲我点了一下头。”

楼明之的眉头动了。镇江的刑侦他不全认识，但便装出现在案发现场、还能站在门口不走的人，通常只有两种。一种是领导，一种是接了一个不归刑侦管的案子的人。前一种不会冲对面馄饨店里的陌生女人点头。

“他还在吗。”

“刚进去。大概五分钟。”

楼明之站起来，穿过街道，走到警戒线最外面那道前面。雨把他外套的袖子洇湿了一块，深蓝色变成了黑色。他没有跨过警戒线，站在线外面等着。

门里走出来一个人。

四十多岁，便装，平头，脸上的皱纹不是岁月刻的，是习惯性的皱眉攒下来的。他的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定，像是不把对方看透就不收回去。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扇骨是竹子的，扇面是素的，什么都没画。

“楼明之。”他叫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像在念一份文件。

“你是。”

“省厅的。我姓姜。”

“姜处长。”

“副的。”他把折扇换到左手，“你怎么知道我是处长。”

“猜的。镇江刑侦我认识，没你这个人。省厅下来、又不用穿制服的，至少是副处。”

姜副处长笑了一下。笑得很短，嘴角还没扬到位就收回来了。官场里的人笑，分很多种。有的笑是门，开开来让你进去。有的笑是墙，告诉你到此为止。他的笑是第三种——是窗户。不是让你进的，是让你看的。窗户里面的东西，你得自己猜。

“谭伯年的案子，你怎么看。”

“没看现场，不能说。”

“卷宗看了。”

“卷宗是死的。现场是活的。死人会说话，卷宗不会。”

姜副处长把手里的折扇打开，又合上。打开的时候，扇面上什么都没有。合上的时候，扇骨碰撞的声音很脆，像一根筷子被折断。

“谭伯年右手心里，确实有东西。”他说。

楼明之的眼睛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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