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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依兰在凌晨三点四十一分被冻醒。

镇江的秋雨下了整夜，窗缝漏进来的风带着长江边的潮气，将她搭在椅背的外套吹落在地。她没有立刻去捡，而是维持着侧卧的姿势，望着天花板那道从雨季就开始渗水的裂缝。

水痕已经蔓延到第三个年头，像一个不断生长的问号。

她失眠的习惯是从进藏考察开始的。

那年她在羌塘无人区边缘待了四个月，记录即将失传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帐篷外零下三十度，帐篷里只有一个烧牛粪的铁炉。夜里睡不着，她就盯着帐篷顶结的冰霜，等天亮。

天亮也不一定等得到救援。有次大雪封山十二天，她和翻译分食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一人半块，掰得很小心，碎屑都拢在掌心舔干净。

那十二天里她学会了不和命运讨价还价。

比如现在，她不会问“为什么偏偏是我找到了青霜门的线索”。

她只问：下一步去哪里。

谢依兰坐起身，披上那件沾着雨渍的外套。

房间很小，是她临时租住的老居民楼，月租六百，没有电梯，窗外正对着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足疗店，霓虹灯整夜不灭，将天花板那道水痕映成红绿交错的变色龙。

她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昨天下午在档案馆扫描的那份卷宗。

民国三十七年，镇江商会调解记录，编号庚寅-六十七。

卷宗封面已经泛黄，边角被虫蛀出细密的孔洞，但钢笔字迹依然清晰——那个年代的文书大多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起笔收锋都有规矩。她在这堆规矩里找到了一行不规矩的字。

记录第七页，调解双方陈述的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了三个字：

问老周。

笔迹很淡，像是随手记下的备忘录，又像是留给后来者的暗语。

谢依兰将这三个字放大，逐笔辨认。

“老周”是谁？

她调出青霜门已知的人员名录。门主周鼎山，妻子周秦氏，门下弟子中姓周的有七人，护法长老中有一位周明远，在青霜门覆灭前三年因“年迈体衰”请辞，此后不知所踪。

她又在青霜剑案相关卷宗里检索“周明远”。

只找到一条记录。

那是周明远请辞时门主周鼎山批复的文书抄本，批复只有八个字：

“准。愿先生颐养天和。”

没有任何关于他去向的只言片语。

谢依兰将这三个字抄在笔记本上，在“周”字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她需要问一个人。

凌晨四点十分，谢依兰拨出那个号码。

响了三声，对方接起。

“哪位？”声音沙哑，带着被吵醒的不耐烦。

“楼队，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楼明之的声音清醒了些，但压得很低，像是不方便说话。

“四点十二分。”谢依兰说，“你在哪儿？”

“殡仪馆。”楼明之说，“周景云的家属刚赶到，我来认一下遗体。”

谢依兰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

周景云。

这是六天之内第三名遇害的青霜门幸存者。前两起她只在卷宗里读到，第三起发生在镇江，案发地离她租住的这栋楼不到三公里。她昨天下午经过那条巷口时还看见警戒线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某种不祥的旗帜。

“死因是什么？”她问。

“初步判断是坠楼。”楼明之说，“但他坠落的位置离楼体太远，不可能是意外。”

他顿了顿。

“现场提取到一枚足印，鞋底花纹和谢家轻功的独门步法吻合度超过百分之九十。”

谢依兰没有说话。

谢家。

那是她母亲的娘家。谢家轻功以“踏雪无痕”闻名江湖，鞋底特制的鱼鳞纹是独门标识。十年前谢家退出江湖，这门手艺已无人继承。

“不是我。”她说。

“我知道。”楼明之的声音没有波澜，“但凶手知道谢家，知道青霜门，知道怎么在现场留下足够误导警方却又无法定罪的线索。他在玩。”

谢依兰望向窗外。

足疗店的霓虹灯刚刚熄灭，天边还没有亮色。

“楼队，”她说，“你听说过周明远吗？”

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像是楼明之走到了一处更安静的地方。

“青霜门护法长老，周鼎山的族叔，案发前三年请辞。”他的语速很快，像在调取脑海中的档案库，“后续没有记录，江湖传言他去了苏北，也有说在江西见过他，都未经证实。”

“如果他还活着。”

“今年应该八十七岁。”

谢依兰将民国卷宗上那三个字又看了一遍。

“有人在档案里留了一条线索，”她说，“‘问老周’。可能是周明远，也可能是别的姓周的老人。我需要去苏北。”

楼明之没有立刻回答。

电话那头传来殡仪馆特有的那种寂静——冷气机的低频嗡鸣，家属压抑的啜泣，不锈钢推车碾压地砖的细碎声响。

“你知道苏北多大吗？”他问。

“我会缩小范围。”谢依兰说。

“就凭三个铅笔字？”

“就凭三个铅笔字。”

楼明之沉默。

沉默也是一种回答。谢依兰没有等，她开始盘算天亮后要去档案馆开哪些证明、查哪些地志、找哪些可能还认识周明远的老人。

“我陪你去。”楼明之说。

谢依兰的手指停在键盘上。

“你不是在办周景云的案子？”

“专案组明天成立，我连编外都不是。”楼明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家属认完遗体，我的临时协助身份就结束了。”

他顿了顿。

“八点半，你住的那栋楼下面见。”

电话挂断。

谢依兰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将笔记本合上。

窗外，天终于亮了。

八点二十七分，谢依兰下楼。

楼明之已经等在单元门口。他换了一件深灰色夹克，剃了连夜长出的胡茬，但眼底的血丝出卖了他。副驾驶座上搁着两杯豆浆、一袋包子，杯盖上还凝着水珠。

谢依兰上车。

“苏北哪个方向？”楼明之发动引擎。

“盐城。”谢依兰说，“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在请辞之后很可能去了岳家。”

楼明之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也没有说“这个推理太单薄”。他只是将导航目的地设为盐城市中心，然后把豆浆递给她。

“喝完再干活。”他说。

谢依兰接过豆浆，没喝，握在手心。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楼明之看着前方早高峰的车流。

“我师父也有一枚青霜门的令牌。”他说，“他死前三天，把那枚令牌锁进证物柜，钥匙寄给我。没人知道他查到了什么。”

他顿了顿。

“你找到周明远，也许能知道答案。”

车流缓缓移动。

谢依兰终于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但那股豆香还在。

从镇江到盐城，车程三小时四十分钟。

楼明之开得不快，保持在限速边缘，既不超车也不让车。谢依兰发现他每隔五到八分钟会扫一眼后视镜，不是看路况，是看后面跟着的车。

“有人跟？”她问。

“不确定。”楼明之收回视线，“出城那辆黑色帕萨特跟了三公里，到服务区停了。”

“现在呢？”

“换了辆白色面包车，跟了十一公里，刚才拐弯不见了。”

谢依兰没有回头。

她想起昨晚在档案馆门口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岁上下，穿灰色夹克，站在报刊亭前翻一本过期杂志。她进档案馆时他在，她出来时他已经走了。

当时以为是寻常路人。

现在看，没有什么是寻常的。

“买卡特的人。”她说。

“也可能是许又开。”楼明之，“或者第三方。”

“还有第三方？”

“二十年前的案子，死了七十三口人，失踪的剑谱至今下落不明，幕后黑手至今逍遥法外。”楼明之的语气很平，“这种案子，不止两拨人在查。”

他顿了顿。

“也不止两拨人想让它永远沉下去。”

谢依兰没再说话。

她将豆浆喝完，纸杯捏扁，搁进车门储物格。那枚师叔留给她的青霜门信物——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青铜剑穗——在她掌心微微发热。

不是真的热。

是错觉。

她告诉自己那是错觉。

十一点四十分，车驶入盐城市区。

盐城和谢依兰想象的不太一样。她以为周明远会选择某个偏僻的村落，隐居二十年无人知晓。但导航带他们来的地方是一处老旧的工人新村，六层红砖楼，楼间距逼仄，一楼住户用防盗窗圈出巴掌大的小院，种着半死不活的月季。

“周明远住这儿？”楼明之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不知道。”谢依兰说，“这是周明远妻子娘家的老地址，八十年代的登记信息，不确定她还有没有亲属住这儿。”

她推开车门，走进小区。

秋天的阳光斜斜照过红砖墙，将楼梯间的尘埃照成缓慢飘浮的金粉。三号楼，五单元，四楼左门。

谢依兰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一次。

门内传来极其缓慢的脚步声——不是正常的行走，是拖鞋在地板上一点点拖动，每一步都要停留很久。

门开了一道缝。

门缝里露出一张非常苍老的脸。

老妇人大约八十出头，满头银发梳成整齐的发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开衫。她的眼睑垂得很深，但那双眼睛在看见谢依兰的瞬间，微微亮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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