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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亮的我眼睛疼(第1/2页)

十一月的南京，终于冷了下来。不是匹兹堡那种干冷，是湿冷，冷到骨头缝里。早上起来，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汪昭用手指在上面画了个圈，透过那个圈看出去，巷子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她缩回被窝里，不想动。汤婆子已经凉了，昨晚灌的热水，撑不到天亮。

磨蹭了半天，还是起来了。她想去裁缝铺做几件冬装。商店里的呢子大衣翻来覆去就那几个款式，她看不上。在扬州的时候，母亲总带她去裁缝店做衣裳，量体裁衣，穿着才合身。

她沿着成贤街走，拐进一条巷子。裁缝铺不大，门脸旧旧的，橱窗里挂着几件成衣，落了一层薄灰。一个老师傅坐在案板前，戴着老花镜，正在裁布。听到门响，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做衣裳？”

“嗯。冬装。”

老师傅放下剪刀，站起来，从架子上拿下几卷料子，铺在案板上。黑色的、藏青色的、深灰色的。汪昭摸了摸，厚实，挺括，是呢子的。

“有没有别的颜色？”

老师傅又从架子上拿下一卷深蓝色的。“这个呢？”

汪昭摸了摸。软，厚，但不是呢子，是棉的。“这个做棉袄，”她说，“在屋里穿。呢子的做大衣，出门穿。”

老师傅点了点头，拿起皮尺，给她量尺寸。肩宽，臂长，腰围，衣长。皮尺拉得很紧，勒得她有点喘不过气。老师傅量完，在本子上记了一串数字，又把料子重新叠好，码在案板上。

“样子呢？有图样没有？”

汪昭想了想，拿起桌上的铅笔，在纸上画了几笔。她画了一件H版型的大衣，线条利落，直上直下，不显腰身。“这个，配一条厚呢西装裤，简洁利落，在办公室穿方便。”

老师傅看了看，点了点头。“这种倒是没几个人做，样子挺时兴。”

汪昭又画了一件。领口开得大一点，腰间收了一粒扣子，下摆像A字一样打开。

老师傅接过图纸，看了两眼，又看了汪昭一眼。“姑娘，你学过裁剪？”

“没有。就是自己想的。”

老师傅没再问，把图纸收好，在订单上又记了几笔。“下周六来取。”

“好。”

出了裁缝铺，她沿着街走。天还是灰蒙蒙的，风不大，但冷。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手插进口袋里。

她想去新街口看看。来南京这些日子，还没正经逛过。她沿着中山路往南走。这条路是新修的，很宽，比南京城里其他街道宽出一大截。路中间是柏油马路，两边是水泥人行道，人行道旁挖了一排树坑，刚种下去的法桐，细细的，用木棍撑着，在风里轻轻晃。工人们正在路边挖土、铺砖，灰头土脸的，干得热火朝天。

她在一处工地旁边站了一会儿。一个工人挑着两筐土从她面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地响。另一个工人蹲在路边砌砖，手上的泥浆糊到袖口上，也不管。她想起小时候在扬州，父亲带她去看盐商们修园子，也是这样，工人们挑土、搬砖、砌墙。不一样的是，那时候修的是私家园林，现在修的是——她想了想，新首都。

南京正在变成一座新城市。路是新修的，树是新种的，楼是新盖的。她觉得，能亲眼看着一座城市“长”起来，也算没白活。

走到新街口，路更宽了。四条大路在这里交汇，形成一个环形广场。广场还没有完全修好，边角堆着沙石和砖块，几个工人在路面上铺沥青，黑色的，冒着热气，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广场中间立着一根杆子，上面挂着一盏灯——大概是临时照明用的，歪歪扭扭的，看着不太稳当。汪昭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风大了，她把围巾拢了拢，转身往回走。

从新街口回来，她顺路去了一趟老虎灶打水。

老虎灶在巷口，是一间低矮的瓦房，灶台砌得很大，烟囱、锅口，样子像只卧着的老虎。灶上架着几口大锅，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热气腾腾的，白雾从门口涌出来，把整条巷子都熏得暖烘烘的。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黑布棉袄，袖子卷到胳膊肘，正用一把大木勺往灶里添水。看到她提着暖水瓶过来，接过水瓶，套上漏斗，舀起开水灌进去。热气扑了一脸，他眯了眯眼睛，也不躲。

“一分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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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昭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板，放在灶台上。老板从竹筒里抽出两根竹片做的“水筹”，递给她。她接过来，看了一眼，放进口袋里。不是真的钱，是老虎灶自己用的筹子，一根代表一瓶水。下回来打水，不用再掏钱，给筹子就行。

她提着暖水瓶往回走。水瓶沉甸甸的，热气从瓶口冒出来，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一缕一缕的。走到宿舍楼下，碰到隔壁的老太太在生炉子，烟从炉膛里冒出来，呛得人直咳嗽。老太太看到她，说“汪小姐，打水了？”她说“嗯”。老太太说“这天儿真冷”，她说“是挺冷的”。

上楼，把暖水瓶放在桌上，倒了一杯热水，捧在手心里。热水烫，她吹了吹，喝了一口。暖和。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杨立仁来中央党部汇报工作。

他推开楚材办公室的门，楚材正在看文件，头都没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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