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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酒。”他说，把酒壶递回去。

赵猛又喝了一口，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头顶的房梁。房梁很高，上面雕着花纹，虽然看不太清楚，但能看出当年工匠的手艺。煤油灯的光照不到那么高，房梁的上半截隐没在黑暗中，像是一条浮在半空中的黑龙。

“团长，”赵猛忽然开口，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陈东征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没有。”他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赵猛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不是质问，也不是试探，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我懂但我不说”的东西。他在军队里混了这些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练出了一双毒辣的眼睛。一个人的脸上可以伪装，但眼睛里藏不住东西。陈东征的眼睛里有东西，一种他说不清楚的、像是被什么压着的东西。

“我看你这几天不太对劲，”赵猛把酒壶递过来，声音不紧不慢的，“以前你虽然不怎么打仗，但至少心里有数。该走的时候走，该停的时候停，该拖的时候拖——你心里有杆秤。但这几天你好像……心不在焉的。”

陈东征接过酒壶，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赵猛继续说：“今天下午行军的时候，你走错了岔路。要不是王德福提醒你，咱们就往南边去了。还有昨天晚上，你看地图的时候把地图拿倒了，王德福跟你说了两遍你才反应过来。”他顿了顿，“团长，你到底在想什么？”

陈东征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酒壶。酒壶是粗陶做的，表面粗糙，上面有一层褐色的釉，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光。他的手指在壶身上摩挲着，感受着那种粗糙的质感，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动。

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沈碧瑶。他在想她为什么突然对他好了。他在想自己为什么要躲着她。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疯了。

但他不能跟赵猛说这些。

赵猛是国民党营长，是黄埔六期毕业的职业军人，是那种把“服从命令”刻在骨子里的人。他跟着陈东征，不是因为他服气，而是因为陈东征是陈诚的侄子，他想攀上这棵大树。如果陈东征跟他说“我在想一个女人”，赵猛会怎么想？会觉得他不务正业，觉得他儿女情长，觉得他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长官。

而且——他怎么能跟一个民国人说自己在想一个民国女人？这件事本身就荒谬得让人想笑。

“没什么，”陈东征说，把酒壶递回去，“就是在想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赵猛接过酒壶，没有喝，而是放在旁边的茶几上。他转过头，直直地看着陈东征。煤油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清楚——那不是怀疑，不是审视，而是一种更诚恳的、几乎是关切的东西。

“团长，”他说，“我跟你也有些日子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大概心里有数。你不像别的长官那样贪生怕死——你不打仗，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你不想让弟兄们死。这一点，我看得出来。”

陈东征愣了一下。

赵猛继续说：“我也不问你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我要说的是——不管你在想什么，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得打起精神来。你是团长，上千号弟兄看着你。你要是垮了，队伍就散了。”

他把酒壶拿起来，喝了一大口，然后把剩下的酒倒在地上。酒液渗进青砖缝里，发出一阵细微的滋滋声，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酒香。

“这酒不喝了，”赵猛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团长，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

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又停下来，回过头。

“团长，”他说，“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沈组长那边……”赵猛犹豫了一下，“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别憋在心里。憋久了，会出问题的。”

他走了。脚步声穿过院子，渐渐远去，消失在宅院外面的嘈杂声中。院子里有人在喊“开饭了开饭了”，碗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夹杂着一股腊肉的香气，从伙房那边飘过来，弥漫在整个宅院里。

陈东征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赵猛消失的方向，很久没有动。夜风吹进来，凉飕飕的，带着腊肉的香味和远处士兵们的笑闹声。他低头看着地上那片被酒浸湿的砖缝，心里翻江倒海的。

赵猛看出来了。他看出来自己有心事。但他以为那是在为队伍的前途担忧，为弟兄们的死活操心。他不知道自己在为一个女人失眠，为一个民国女人，为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十岁的女人。

陈东征苦笑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最后一根烟，点上。烟雾在灯光下缭绕，像一缕缕灰色的丝线，飘向头顶的黑暗。

“我差点跟一个国民党营长说‘我在想一个民国女人是不是喜欢我’，”他自言自语地说，声音很轻，轻得连自己都几乎听不到，“我一定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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