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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的这半个小时，法庭里没有人离开。旁听席上的人只是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脚，又坐了回去。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极度压抑之后的虚脱感——不是放松，是刚才那几段录音把所有人的情绪都榨干了，现在每个人都在等，等吴国栋被重新押回来，等他继续交代那些他没来得及说完的话。

书记员往审判长的杯子里续了水，审判长没有喝。公诉人坐在席位上翻着老谭刚送来的技术报告，一页一页地看，偶尔用笔在页边划一道线。

苏凌云坐在旁听席靠过道的位置，白晓挨着她。何秀莲和林小火已经趁着休庭的间隙去了法院后门——老葛的人传了消息进来，秦月那边有一条紧急通讯需要林小火亲自去接，何秀莲跟着去是因为那条加密线路需要用她之前设定的，那组验证密码才能解锁。

侧门开了。吴国栋被四名法警押着走进来。他的囚服换过了一件——之前那件被他自己扯歪了领口，扣子崩掉了一颗——现在这件是干净的，但穿在他身上反而更显得他整个人像被抽掉了一层皮。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嘴角那两道法令纹从鼻翼一直拉到下巴，像刀刻的。但他的眼睛和半小时前不一样了。刚才他是被一束光照到的惊恐，此刻那束光还在，但他不再躲了。他走进被告席的时候环顾了一圈法庭，目光从公诉人扫到康伟国，从康伟国扫到旁听席，最后落在审判长背后的国徽上，嘴角扯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回头之后，把心一横往下跳之前的最后一口呼吸。

法警增加到四人，两人站在他身后，两人守在被告席两侧。审判长等他站定，严正警告：“被告人吴国栋，法庭尊重你依法陈述的权利，但若再有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恐吓言行，将依法强行带离并追究责任。”

吴国栋把铐着手铐的双手放在被告席栏杆上，手指微微痉挛着，指甲盖敲在木质栏杆上发出极细微的嗒嗒声。他说：“明白。”声音沙哑干涩，但比半小时前稳了一些——不是镇定，是豁出去了。

公诉人站起来，将一份泛黄的档案举在手中。档案封面上印着“省安监局事故调查组人员名单”几个字，纸张边缘已经发脆，折痕处用透明胶带仔细粘过。

“审判长，合议庭。根据被告人吴国栋在休庭前最后一句供述——他提到了当年矿难中两名省调查员的死亡——我方申请就此进行紧急补充质证。”审判长准许。

公诉人翻开档案，将两份黑白证件照投上幕布。左侧是一个中年男人，戴黑框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拍照前刚和旁边的人说了一句什么笑话。右侧是一个年轻女人，短发，圆脸，眼睛很亮，穿着一件那个年代常见的碎花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两张照片下面分别印着名字：李正明，男，四十二岁，省安监局事故调查科副科长。王月梅，女，三十八岁，省安监局地质工程师。

“这两位是十五年前省安监局派往黑岩矿难现场的调查员。”公诉人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档案记载，二人在现场勘查途中，因山路滑坡，车辆坠崖，不幸殉职。尸检报告结论为‘交通事故，意外死亡’。”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抽泣。那是一个坐在第三排靠走道位置的年轻女人，大概三十岁左右，穿着素净的灰色外套，手里攥着一张对折的旧照片。她是李正明的女儿，特批旁听。她从照片投上幕布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动过，只是盯着父亲那张黑白证件照，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但她没有出声，只是用手指反复摸着手里那张旧照片的边缘。

公诉人从档案中抽出另一份文件——那是从陈建国遗留笔记中发现的几张活页纸，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很用力。“这是我们在被告人陈景浩的父亲、已故地质工程师陈建民留下的遗物中发现的笔记。其中一页记录了一件事——”投影切换到笔记照片，公诉人一字一句地念出来：

“昨夜大雨。李工和王工偷偷来找我，说在爆炸点附近发现了残留的雷管包装纸，上面有厂家批号。他们说这次爆炸不是自然瓦斯爆炸，是人为引爆的。他们想把雷管包装纸连夜送回省里做鉴定。我劝他们等天亮再走，他们不听。凌晨三点，我听见远处有车声，然后是巨响。天亮后听说他们车掉下悬崖了。我去看了现场。刹车痕是直的。没有转弯挣扎痕迹。是直接被撞下去的。我不敢说。我有老婆孩子。我对不起李工、王工。”

法庭里安静了大约三次呼吸的时间。然后旁听席上那个年轻女人终于把脸埋进双手里，肩膀剧烈抽动，哭声从指缝间漏出来，压抑的、沉闷的、像是被堵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一道裂缝挤出来的声音。她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伸手搂住她的肩膀，她靠在那人肩上，把脸埋进去，哭声越来越响，在法庭穹顶下来回撞击。

苏凌云坐在旁听席上，把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她看着幕布上那两张黑白证件照——李正明的眼镜框有点歪，王月梅的碎花衬衫领口别着的那枚徽章，放大之后能看出来是一朵小小的梅花。他们死的时候，她还小。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们在那个雨夜里决定连夜赶回省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回不来了。但她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他们发现了真相，想把真相带出去。和陈建民一样，和那个年轻的苏秉哲一样，和后来死在黑岩监狱里的每一个人一样。

公诉人转向吴国栋。他手里还拿着那份泛黄的档案，声音忽然拔高了一度，但控制得很好，像是在拉开一张已经绷到极限的弓。“陈建民的笔记，与你刚才未说完的举报，是否吻合？当年制造车祸、杀害省调查员的，是谁？！”

吴国栋双手抱头，整个人蜷在被告席的栏杆后面，肩膀剧烈颤抖，手铐的铁链在栏杆上刮出刺耳的哗啦声。他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久到审判长准备再次警告他，然后他抬起头，眼睛血红，眼角有一道新鲜的泪痕，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是康伟国。当时他还是矿管局局长。他亲自来找我，说那两个调查员‘不识抬举’，发现了雷管包装纸，必须处理掉。他说这件事不用我动手，他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人——他小舅子那时候开大车，在矿上跑运输，找了个叫‘黑皮’的混混，两个人一人开一辆车，在盘山公路第三个弯道那里等着。李正明的车一过，黑皮从后面追上去逼他加速，小舅子在前面弯道口等着，等车冲到弯道的时候从侧面撞过去。撞完之后小舅子把车开回矿上，用水冲了一夜，第二天报失窃，拆解卖了废铁。刹车失灵的报告是我写的。路面撞击痕迹是我带人清理的。我干了。我全都干了。”

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像是这些话在他肚子里憋了太多年，一旦开了口就再也关不上，像是倒豆子一样往外倒，每倒出一颗都带着血。“不止这两个！后来还有一个记者，省报的，姓丁，叫丁志鸿，写了内参，寄到北京。康伟国让我‘约谈’他。我去他家里谈了两次，第一次客客气气的，他不吃这套。第二次康伟国说你不用去了，我来处理。后来我听说，有人在丁志鸿家的煤气管道上做了手脚。那天晚上他值夜班回来，开灯——整栋楼炸了。他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一起死在爆炸里。第二天报纸上写的是‘煤气泄漏意外’。我看了报纸，什么也没说。我不敢说。”

旁听席上已经没有人哭了。不是不悲伤，是悲伤到极点之后，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不出声音。有人用双手捂着脸，有人死死攥着旁边人的胳膊，有人低着头把脸埋在膝盖上。李正明的女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但此刻她没有再流泪，只是盯着吴国栋，嘴唇哆嗦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一个极短的气音。她旁边那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姨或者婶——把她拉回座位上，她把脸埋进那人的怀里，没有再抬头。

公诉人等吴国栋的呼吸稍微平稳了一些，继续问：“你刚才提到康伟国是矿管局局长。后来他升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是谁提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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