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外国僧人入华则可以追溯到东汉。

天竺僧人摄摩腾、安息僧人安世高、安玄，大月氏僧人支谶、支曜，康居国僧人康孟详、康巨，都来过中国传法译经。

而来华的日本僧人，则是以学习佛法为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留学僧”。

当然，因为外国人大量来华，各个朝代对外国人的入境管理也开始重视起来。

唐朝的做法是向西域诸国发放铜鱼符作为入境凭证，外交使节到达唐朝边境需查验铜鱼后才能通行。

使节之外的人想要入境则必须持有公文，这种通行证式的公文被称为“过所”，在京城由刑部司门郎中和员外郎负责颁发，在地方由都督府或州的户曹参军和谘议参军负责颁发。无公文越境将受到惩罚。

除此之外，唐朝还严格规定了外国人入境过程中的行为规范。

“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杂，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

也就是说，外国人在进入长安之前，不准与国内官民百姓私自交流，如果“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

也就是泄露或者传递国家重要信息将处以死刑。

到了宋朝，则会发给外国来华贡使的入境凭证分为诏书和公据，宋廷有时会以分发空名诏书的方式招徕外国朝贡，因而外国贡使可以持空名诏书作为身份和入境的凭证，公据则是各地市舶司发给贡使的身份和入境凭证。

贡使以外无法预先获取入境凭证的外国人，比如蕃商等群体则需要在达到宋朝口岸后申请入境，获得地方官府的准许后才能入境。

《宋会要》记载“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舶务抽解，举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显示了宋廷对于市舶贸易的管理相对宽松。

但这种宽松绝非是放任，绕过朝廷私自越境者同样面临严惩。

《宋刑统》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未入者，减三等。”

当然，对于外国人，各朝各代也有很多法律约束。

夷馆”“蕃坊”这些地方作为外国侨民的聚集区和居留地，以集中居住的方式避免华夷杂处。

而“华夷分居”做法一直延续到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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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时候，在大唐居住的外国人数量极多。

唐朝曾核查外国人在长安置办田宅的情况，结果发现共有四千家胡客在长安置有田宅产业。

近代着名史学家向达据此推测当时长安胡人应在5万以上，甚至可能超过10万人。相比于陆上丝路起点的长安，作为海上丝路起点的广州，则居住着更多的外国人。

而到了宋代，生活在宋代蕃坊的外国人中仅宗教人士就有20万人。当时的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所谓“鬼奴”就是非洲来华的黑人，他们“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鬈而黄”，广州、泉州这些海路口岸城市的外国人非常普遍和常见。

（广州黑人多竟然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自有外国人入华起，对他们在华居留的管理问题便为历代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