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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望舒被分到麦盖提，是在1956年的春天。

那时麦盖提还属莎车专区，1956年6月才划归喀什专区。

陆国庆是通过治沙大会战调到她身边的。

1956年夏，师部组织防风固沙大会战，从各农场抽调劳力。

陆国庆作为机耕队技术骨干，被派去支援麦盖提分场。

何望舒在治沙队扎沙障、栽红柳，两人隔着风沙重逢。

陆国庆也从“三个月支援”，变成了长期扎根。

他们俩结婚是在1958年的春天。

婚礼很简单。场部批了一间地窝子，战友们凑了两床新被面，文教组的人用红纸剪了几个“囍”字，贴在土墙上。

没有酒席，炊事班多蒸了一锅馒头，拌了一盆咸菜，就算待客。

老韩从治沙队赶来，送了一把坎土曼，新打的，木柄用砂布磨得光滑，刃口闪着青。

“礼物不重，”老韩说，“你们往后要过日子，这比我送啥都强。”

何望舒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式棉衣，领口磨出了絮，她用同色的线细细缝过，不仔细看瞧不出来。

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别了一朵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借来的塑料红花——那姑娘说，这是她母亲从上海寄来的，整个分场就这么一朵。

陆国庆穿着仅有的一套没有补丁的工装，袖口还留着洗不净的油印子。

两人站在地窝子门口，给来客敬的是搪瓷缸子泡的砖茶。

地窝子里挤满了人。

呼吸混着莫合烟和砖茶的气味，在昏黄的马灯光里凝成一层薄雾。

何望舒的后背贴着土墙，墙皮粗糙，硌得肩胛骨发疼，可她没敢动。因为一动，那朵塑料红花会歪。

证婚人是副场长。

他左臂的袖管空着，站在马灯光里，声音不高：“你们两个，一个教书，一个修机器，都是场里的骨干。成了家，就要把根扎下去。在新疆，根扎得深，树才活得了。”

何望舒和陆国庆对视了一眼。

他眼角有了几道细纹，是常年眯着眼修机器落下的；她的虎口有硬茧，是这些年握坎土曼磨出来的。

两个人都不那么年轻了。

可这一眼望过去，还是一九五六年那个风沙天——芦苇捆被风掀起来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横过来，替她挡住了砸下来的那一捆。

“想好了？”副场长问。

“想好了，”陆国庆说，“一起过。”

何望舒点点头：“一起过。”

婚后一周，陆国庆向场部递交了申请，他请求调到麦盖提去。

“夫妻团聚。”陆国庆在申请上写道，“同时，那边缺机修骨干。”

场长很快同意批准。

1958年正是兵团各农场扩建的重要时期，人员调动频繁。

夫妻团聚是正当的理由，技术支援更是正当的理由。

于是，这对夫妻继续在麦盖提扎沙障、挖鱼鳞坑、栽红柳。

地窝子后来换成了土坯房，土坯房门口栽了一棵沙枣树，是何望舒从河滩上挖来的野苗，移栽时只有筷子粗，如今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春天开花，香味能飘进屋里。

一九五九年正月，麦盖提农场。

他们的女儿出生在农历腊月二十八，阳历二月六日，立春后第二天。

那天叶尔羌河的冰还没全开，水浑黄，带着上游融雪冲下来的泥沙，在河湾处撞出沉闷的声响。

何望舒在周姐的土屋里，疼了整整一天一夜。

疼到后来，她的嗓子已经哑了，只剩下喉咙深处挤出的闷哼。

周姐说“使劲”，她就使劲，像这些年跟风沙较劲那样，咬着牙，把命往外推。

然后她听见了又急又细的喘气声，像春天刚出壳的鸡雏。

她一下就哭了。

陆国庆在门外蹲着，一根接一根地抽莫合烟，烟灰落在膝盖上，他也不拍。

天亮时，周姐出来，怀里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婴儿：“母女平安。六斤。”

陆国庆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了一下。

他接过孩子，手抖得厉害，差点没抱住。

那孩子小脸皱着，眼睛还没睁开，嘴唇一张一合，像在找什么。

“叫啥？”周姐问。

何望舒躺在里屋，声音虚弱却清楚：“冬梅。陆冬梅。冬天生的，腊月底，数九寒天。梅花在江南，凌寒独自开。”

“正好让她记住，”陆国庆低头看着女儿，嘴角有了笑意，“她生在风沙线上，可得比梅还韧。”

他把孩子抱进去交给何望舒。

她把那小小的一团接到怀里时，内心仿佛一下松快了，像这些年一直绷着的心弦，头一回软了下来。

她低头看冬梅，那孩子已经不哭了，小嘴一拱一拱地往她胸前蹭。

她解开衣襟，孩子含住了，用力吸，吸得她倒抽一口凉气。

很有些疼。

可这疼跟生孩子的时候，又不一样。

生的时候像是把自己撕开；如今却像是把自己一点点交出去。

陆国庆蹲在炕沿边，看着妻子和女儿，半天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伸出手，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冬梅的脚底。

那脚只比他大拇指长一点，五个小趾头像黄豆粒，蜷缩着，热乎乎的，软得惊人。

他立刻又把手缩了回去，像被烫了一下。

“咋了？”何望舒问。

“没咋。”他嗓子有点哑，“太小了。我怕碰坏了。”

何望舒笑了，笑着笑着，却又掉下泪来。

冬梅满月后，正赶上农场最忙的春灌季节。

何望舒回了学校。小学是一排土坯房，几个年级混着上，她一个人教语文、算术，还兼着教唱歌。

孩子们大都是农场职工子弟，也有附近老乡家的孩子，普通话里夹着各地方言，也夹着维语词。

陆国庆则进了机耕队。

队里机器不多，老的多，新的少，他一天到晚围着它们打转，不是在拆，就是在修。

有时半夜被人从被窝里叫走，披上衣裳就跑，回来时满身机油味，女儿早已睡着了。

冬梅会走路那年，分场在河堤上栽了一排沙枣。

何望舒抱着她去看，指着那些细细的苗说：“这是树。树长大了，风沙就过不来了。”

冬梅伸手想抓一片叶子，叶子灰绿，带着细细的绒，她一碰便缩回了手，小嘴委屈地瘪了瘪。

“扎吧。”何望舒轻声说，“扎了才知道，这东西是活的。”

后半句话她没说出来，只在心里慢慢地过了一遍：你生在风大沙大的地方，可你活下来了，这些树也一样。

到了1965年冬，老韩又一次来了麦盖提。

这些年他一直在各处跑，去过阿克苏，也去过别的学习班和试验点，专门琢磨种树压沙的新法子。

那年秋天，他在宁夏听说了一种叫“草方格”的固沙方法。

沙坡头那边正在试验，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扎成网格，据说能把流沙先压住，再往里栽苗。

南疆还没人试过，师里打算挑几个地方先做试点，老韩便主动揽了下来。

他到的那天，天上飘着细雪。

何望舒在土坯房门口一眼看见他，先是愣了愣，随即叫出声：“老韩？”

“是我。”他摘下狗皮帽子，鬓角已经花白了，“何老师，陆师傅，好久不见。”

陆国庆从机耕队赶回来，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两人见了，也不握手，只是互相拍了拍肩，像当年在沙梁上那样。

“草方格，”老韩开门见山，“宁夏那边在搞试验，我琢磨着咱们这儿的地形跟沙坡头有几分像，想试试。师部批了，做试验点。”

他在土坯房里摊开一张手绘的地图，上面用铅笔标着沙线、风向、河道。

何望舒端来砖茶，他喝了一口，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字。

“我在外面农学院听来的，还在试，得自己摸索。材料用芦苇秆，咱们这儿芦苇可不少。”他翻开本子，解释道，“新技术还没完全定下规矩，咱们得边干边看。芦苇秆先按一米上下见方扎，太大怕漏风，太小又费料。折下去，插进沙里，再把格子中间的沙往四周拨，压实根脚。关键不在整齐，关键在扎住。”

他说着抽出坎土曼，在地上比画。

冬梅那时已经六岁多，扎着两根小辫，蹲在旁边看得眼睛都不眨。

“韩伯伯，”她忽然问，“这格子，像不像奶奶纳的鞋底？”

老韩一怔，随即笑了：“像。你奶奶一针一针，把鞋底纳紧，咱们是一格一格，把沙按住，让它不再乱跑。”

何望舒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头。

冬梅说话越来越像她爹，平时不多，可冷不丁一句，总能让人回味半天。

“明年开春就干。何老师，你还得帮我给大家上课，把方法讲清楚。试验嘛，做成了最好，做不成也得知道哪儿不行。”老韩一边喝茶，一边笑着说道。

“我？”何望舒问。

老韩点头道：“你字写得好，课讲得清。这技术，得先让人心里明白，手上才能做得对。”

那天晚上，何望舒在煤油灯下抄材料。

老韩白天讲过的要点，她一条条记下来，字写得格外规整，像早年在江南备课时那样。

冬梅趴在她膝边，用铅笔在土纸上画格子，画一个，数一个，嘴里念念有词：“一米，一米，又一米……”

陆国庆修完一台水泵回来，站在门口看了许久。

马灯把母女俩的影子投在土墙上，一个写，一个画，头挨得很近。

屋外风里还带着雪后的清冽，远处河水的声音隐隐传来。

他本想说点什么，终究没说，只走进去，在凳子边坐下了。

1966年春，麦盖提农场外沿开始试扎草方格。

河边的柳树就冒了芽苞，灰绿的枝条上缀着点点鹅黄。

可风沙也来得早，刚停了一场小的，老韩就说：“趁天好，赶紧把草方格扎下去。等大风季来了，新栽的苗就能躲进格子里头。”

男劳力负责割芦苇、运材料，女劳力和半大孩子负责扎格子、拨沙、压实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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