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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将自身故事假他人名姓写出罢了，书中张生与元稹同岁，行踪也对应，再合他姨母郑氏墓志有异，无处可寻，或许莺莺故事正来源于此。”

苏轼曾推测张生原型为元稹友人张籍，今日天幕论及此事，督军之余也给出自己的猜想：“不妥，应与元微之无关。”

他盘算片刻，对赵令畤道：“你推算有误，张生与元微之非同岁，相去一二载。彼时元稹身在汾州，张生游于蒲地，我虽有元轻白俗之说，轻佻却也通明丽，浅俗稚儿能懂，并不认为元稹是始乱终弃之人。”

毁誉能重塑一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初听天幕对元微之流言的详细解说，又听后世否定，扶苏不禁瞠目，对那句“元稹的命很苦”隐有认可。

再回想三国时期曹丕曹植要么屡屡毒杀兄弟，要么暗中觊觎兄嫂的事迹，后人对自己过分软弱崇尚儒家的误解都显得没什么了。还是靠其他人衬托啊，扶苏心道。

不过，受胡亥迫害与父关系不佳的悲情长公子和风言满身的文臣再如何，应当都没有“迷人老祖”四字来得震撼人心……长公子默默，始皇帝察觉到扶苏的目光，唤他近前，笑着拍了拍他。

【张生是元稹自寓的说法由来已久，大部分学者认为元稹与张生年龄相近，结婚时间相同，文中隐有认可和开脱，是借“我有一个朋友”来说心里话，为自己曾始乱终弃的行为辩解。

后来人考证说不对，元稹张生相近的那些大多来自《微之年谱》，关于元稹年岁、个人经历的记载存在错误，根上就不成立。其实纵然年岁相同，也很难证实身份，同龄人交往是常事。

学者又辩，唐代小说的自觉并不那么彻底，文人只是有想象创作的意识，写故事依然是“实录”形式，来源于真实。但人传奇里也写了，张生是认识的人，取材于现实，没超出“实录”范围呀。

而唐代小说创作是否真的完全来自现世也很值得商榷，大家应该没忘记我们在讲唐传奇女性文学形象时提到的书生妻子化为猩猩回归山野——说它源自生活很难让人相信。

唐朝市民活动丰富，魏晋后俗讲、变文、志怪也多。元稹曾写《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里面有一句“光阴听话移”，注解说白居易有次和他出去玩，于新昌宅听俗讲，“自寅至巳未毕词也”。俩人光坐那儿听故事就听了八个小时，不知该敬佩谁。

“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一说的重心在“避”字，有避的行为，自然不愿让他人看出，更不会有后人争论的这些细枝末节存在；若为自我代入，那也不会出现“忍情之说”和“使知者不为”的对立。张生自寓说的许多根据，都呈现出这种矛盾。】

白居易对元稹摇头：“提起《莺莺传》，我又想起被选入后世课本中那篇《氓》。”

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文人写作，借此伤怀代入之人众多，可写作意图无法遮掩。

青春男女在读完《氓》后，会对男子承诺有所怀疑，不论古今之人阅《莺莺传》，应当都对莺莺之事有所怜惜思考，而非共情张生。

在他看来，元稹对张生与莺莺之恋的态度，但凡真读过文本，就不会有所怀疑。

出身贫寒的书生不顾礼节追求对方，后又无情抛弃，丑态非薄幸二字可形容。以祸水论为自己开脱，后求见莺莺，时人却称其善补过，本就是讽喻之言。

【张生认为自己在“忍情”，因为自身德行不够战胜妖孽，只能克制。元稹对此的评价是“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告诫他人别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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