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武和苏林大婚，苏家却是气氛有些低沉，把人送出门口，苏家闭门谢客了。

苏轼在屋里痛哭流涕，那个一直护着他的高太后走了，苏轼出世就背负大才的名声，官家都说后世又多了一个宰执的人。

真正重用苏轼的人是高太后，他离政事堂最后那一步没有踏出，不是因为高太后，而是他自己。哪怕如此，他也是帝师，高太后给了他一个不能再好的平台了。

作为老师，苏轼清楚的知道赵煦内心对新法的认同，实际连苏轼本人那个时候也不认为新法全无可取之处，那毕竟是一个大才对治政的另外一种领悟总结，新法燃烧了他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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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说“王安石变法”，这不是历史书上简单一句话，王安石上台后就推出另外一套治政理论，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变革。他是很多法慢慢推出的，一点一点改变各部的现行法令，有一些法前后推出时间就有五六年。那实际更是大宋朝士大夫集团里面梦想着革新的一个群体的尝试。没有王安石总会有其他人，就像范仲淹没做成，后面就有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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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于政治不再那么热心，他再也不想分辨哪些有用哪些无用，也不想再找一个对错的答案，在这件事上，答案各不相同，本就没有完全的对错。

苏轼在写奏折，严格意义上这不是策论，他对这个已经没有了心思。苏轼只想以一个老师长者的身份，给那个就要真正掌天下权的少年天子说点心得，一些过来人的感悟，一些关于人生的体会。他希望少年天子凡事能看看，把事情放一放，多听听大臣的争论，不必着急做决策，因为他的决策和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那就是最终的决策，无可更改。

这是一份最终留中不用批复的奏折，或许苏轼认为自己老了说点这个没啥。赵煦的感悟却不是，他这九年就是一直在忍，一直在看。在他心里，事情不是放一放，他已经放了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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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传来消息，蔡确病死，时年五十六岁，他终究没能逃过。这是大宋朝一个曾经的左相死于南岭以南，因为贬谪。在那个曾经偶有温情的大宋朝堂，这极其罕见。甚至在此之前，你很难找出几个政事堂相公被贬谪到岭南的。（现在想想，明朝才是真的狠！）

苏轼听闻这个消息内心都在颤抖，他对蔡确没有好感，朝堂上当年那场争论也不是因为私交，那不过是一种同病相怜，以言论罪是没有道理的，何况还是如此牵强附会。

苏轼有一点懂，刀既然已经出鞘，只会用鲜血来浇灌。前人既然已经做过，后面人做得就更不会有心理负担。

苏轼非常颓然，任职政事堂尚书右丞是贬谪在外的李清臣，这个风向大家如果还有疑虑，张商英这个首先回朝的言官呢，接下来的那个董敦逸呢，他回朝重新任监察御史？

张商英是不折不扣的新党，董敦逸称不上，年轻官员你是不能轻易给他贴个标签的。董敦逸外出的直接原因是他弹劾苏辙和苏轼，那个时候他还弹劾了杨元奇。

如果说董敦逸和李清臣很难确定谁弄回来的，那张商英一定是那个少年天子的意向，不会是政事堂其他人，政事堂上的旧党不会让他回来。

苏轼现在觉得他这个龙图阁大学士知眉州真是鸡肋，告老还乡该多好。所谓豁达，不是不要命，只是看淡世事，特别是曾经那种“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心态早已没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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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要苏林随刘仲武去西北，即日启程；杨垣怡和李清照也赶紧送回开封。